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文字。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考察时强调：“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
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情感的工具，还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国家繁荣发展的根基，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和标志。每一个汉字、每一个词语都是一幅画、一个故事。每个字和词的构造与变化，都体现着古人认识世界的思维印记，承载着先民独特的认知模式。
蕴含先民思维方式
汉字是保留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汉字是一面镜子，其独特的造字方式，映射出古人认识世界、表达意愿的途径和方法。汉字的创造和使用，承载了中华民族独特而严谨的思维方式和基因密码。
我们可以从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两个角度揭示先民造字与用字的特点。一个汉字可以用一幅图画表示，或源于日常生活，或源于自然山水，也可以源于人体自身。透过这幅“画”，我们可以窥探其中的深意。这里以“夺”“得”“间”三个字为例，说说它们的造字理据，由此看古人是如何通过具体画面来表达抽象含义的。
从字形看“夺”（奪）的造字之义：“奞”表示鸟展翅欲飞，“寸”就是右手，整体表示手里抓着的一只大鸟一下子飞走了。其蕴含的特征义是“失落，离开”，“夺”的所有词义都由此展开。校勘学术语“夺文”指文字脱落；“泪水夺眶而出”，指泪水离开眼眶；“夺目”指目光离开原来所视之物，即目光转移。失去与夺走这两者本质上是一体两面。使一方失去的手段，便是另一方进行逼迫或夺取。李密《陈情表》“舅夺母志”是说，舅舅让母亲失掉了不再嫁人的志向（想法），换言之就是逼迫母亲改嫁。夺走对方的东西，也就意味着使对方丧失原有的东西。“失落——丧失（使失落）——夺取（使对方丧失而自己获得）”，这就是古人思考的线索。
“得”的甲骨文字形“[图1]”表示一只手拿着一个贝壳，后来作“[图2]”，表示在路上捡到一枚贝壳。“贝”在远古时代曾是通用货币，“拾贝”是一种获得，更是一种快乐与满足，是一种心理预期与实际获得的吻合。古人用所经历过的生活场景表达获取之义，也表达心理上“相亲和”“相契合”的意思。如此，我们就可以准确理解“得计”“得体”“得意洋洋”“得心应手”“相得甚欢”等众多复音词和成语的含义了。
甲骨文中的一个“间”字“[图3]”，画出了一幅生活场景：两扇门的门缝中有一个月亮。表达的景象是：夜晚，皎洁的月光从门缝中透入。这里传达的含义是什么？约2000年前的许慎有解释：“间（閒），隙也，从门，从月。”具象含义是门缝，而奥妙在于画面之间各种事物的关系，也就是抽象义，表达出的概括特征是缝隙（或形成缝隙）。活动的场所叫“空间”，活动的过程有“时间”，拥有充足的时间是“闲暇”，让人产生隔阂叫“离间”，窥探对象国家（地区）或敌对方内部事务的人叫“间谍”……这些词义都是由“缝隙”这个特征义产生的。从空隙到空间再到时间，以及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不凭借这个生活场景呈现出的画面，也许我们真不知该如何表达。
保存民族文化基因
大多数汉字呈现出来的图画是传达意义的载体，而不是意义本身。我们从造字中提取出抽象特征义，就会明白古人是如何用具体表达抽象、用客观表达主观、用物质表达心理的。掌握了从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模式后，古人主要使用两种方式来运用它：在字词上，运用偏旁创造大量同源词等；在词义上，运用联想和类推使一个字发展出多种词义。
首先来看同源词。一幅画是一个字，创造出的意象就是单个字义。如果每个字都这样画，不仅费工夫，有些也无法画出。古人采用提取抽象特征的方法，把一系列相关事物共用同一个象形字做偏旁，加上类属偏旁，从而产生一组同源词，表达对一类事物的认识。
比如，“吕”就是一个取象人体的字，画的是一节节脊椎骨相连的样子，其特征就是“相连”。先民从人体脊椎骨的形象联想到其他具有同类特征的事物：把一节节铺排下来的屋檐叫作“梠”，把成片的野生谷子叫作“稆”，把一户户人家构成的里巷叫作“闾”，把人跟人结伴叫作“侣”，甚至把一块块布缝缀成衣服叫作“[图4]”。这些被称为“同源词”，也是“同源字”。这是一种根据事物抽象特征创造新字的造字法。屋檐、人家、伴侣、野生植物、缝纫衣服，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如何能够联系到一起？靠的是高超的联想，联想的纽带是这些事物或动作的抽象特征。运用偏旁部首合成形声字，尤其同源字，是造字中普遍运用的最为经济便捷的手段。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分析这些字时，就不能随意分解，把古人布局好的一系列有规则的、具有同类抽象特征的事物打乱，按照浅显的表面现象进行归类。比如，将“侣”字归入“亻”旁，“闾”归入“门”旁，如此分类就太低估古人的认知水平了。
其次，一个字为什么有许多含义？这些义项是怎么联系的？汉语词义的演化最能展示古人在用字上丰富奇妙的联想，而这个联想是有规律的，是用原始造字义抽象出的特征贯穿诸多义项。
例如，“[图5]”是“候”的甲骨文字形，表示瞄准箭头射向靶子。箭头射到靶子上，必须目光集中到靶心，就是瞄准。这是其造字义，其用字义就是目光对事物的瞄准，也就是“察看”。目光接触的对象不同，含义则发生变化，由此，古人展开了丰富的联想——
（1）目光瞄准敌人及其军事设施，就是伺望、侦察。双音词有“侦候”“刺候”“斥候”等。（2）目光瞄准下属及其管理对象，就是监视、督察。双音词有“候望”“逻候”“虞候”，督查和实施督查的官吏也都称“候”。各个地方的管理者就是“诸侯”（“侯”与“候”本为一字）。（3）目光瞄准宾客，就是迎接、问候。组成双音词“等候”“守候”“问候”“恭候”等的“候”即是此含义。（4）目光瞄准其他特定对象，就是观察。对病人的观察，就是候诊、候脉。转为名词，有“征候”“症候”等。对火的观察，转为名词，就是“火候”。（5）目光瞄准天空，就是观天象，占验、测算。转为名词，“候”表示时令、时节、天气，有“气候”“节候”“时候”“岁候”等并列双音词。可以看出，“候”的核心义是“察看”，即目光对事物的关注。
古人以最适合他们的认知方式，画出一幅简单且可理解的外界图像，图像的运用则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射箭需要目光对准，就是注视，而目光从箭靶子移到其他事物，就产生了一系列义位。先民用这种认知体系来指代周边相关事物，这是词义间产生联想的关键环节。为什么“候”的构词能力强？因为人无论干什么都离不开眼睛观察，都离不开注视。
再如“汉字”的“字”，造字义是一个小孩子在屋子里，是说孩子在屋里出生。从“生育”的角度延伸，“字”有四义：嫁、孕、生、养。“字”是“生育”义，之前的婚嫁、孕育，之后的抚养也都与之衔接。既然“字”是生育义，与文字有何关系？原来，古人先创造出象形字，称为“文”（独体字）。然后把“文”这样的独体字组合起来创造出合体字，生育后代是繁衍，产生新字也是“文”的繁衍滋生，于是“字”由生孩子义转到了“（产生）文字”的意义。
以上仅是举例性质，已经可以证明：汉语词义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一个个汉字，我们可以穿越到古人的生活情景中，看看他们是如何认识世界的。
赓续中华传统文脉
2022年，《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明确把“加强汉字阐释，揭示汉字蕴含的中华文化内涵”列为“促进古籍资源普及推广”的重要工作内容。现代汉语词汇语义的溯源与演变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汉字怎样形成？字形往往记录本义，这是对词义来源的探讨。第二，词义怎样发展？词义的引申往往有迹可循，这是对词义演变路径的追溯，也涉及词义发展过程中新字形的产生。由此揭示汉字的基因密码，进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以及汉民族观察世界的认知思路。
依据先人的造字模式，就可以推导古人认识事物的思维特点和规律。上文已经讨论过，创造汉字完美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构造汉字，是一种艺术创造，主要用形象思维描摹出一个个具象的场景或画面；创造同源字，是一种科学推理，运用抽象思维提取事物意义间的共性特征，加上类属，其意义范畴与隐含特征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使用汉字，同样是理性的、科学性的推演。一是用抽象思维提取其特征义，施用于其他对象。比如，“奋（奮）”的造字义是大鸟展翅飞过原野，其特征是用力向上，由此构成的“奋力”“奋勇”“振奋”“奋不顾身”等常用词却都用于“人”。
二是对造字义特征的联想。比如，“管理”的“管”，本指竹管，后来指称古时的钥匙，因为其形状像长而中空的竹管。掌握钥匙就是掌控事物，“管家”“管事”“管理”的“管”都由钥匙这个意思产生。
三是对相关事物的联系。比如，“字”由生育义联系到相关的“婚嫁、孕育、抚养”义，就是线性引申。凡此意义的演变与应用，靠的是符合逻辑的联想与推理。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一步步走进美妙的汉字世界，走进古人观察事物的视野中。
汉语溯源研究的目的是挖掘出汉语造字、用字、构词与意义演变中呈现的独特思维模式和认知理念，揭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具体到研究方法层面，笔者认为主要有二：一是由今及古、古今融合，通过现代汉语追溯其词语源头。二是从造字义入手，结合训诂材料和文献例证，运用各种分析方法，探讨词语产生的构词理据和意义变化等。期望相关研究能够进一步激活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活性学术因子，汲取养分，赋予传统学术以更多现代意义，从而实现传统与现代交融，开展语言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多层级和多维度研究。
（作者：王云路，系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