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30日电 题：儒家经济圈为何在全球“出圈”？
作者 徐飞 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二级教授
从“日本奇迹”“汉江奇迹(韩国)”，到“新加坡模式”“中国奇迹”“越南腾飞”……纵观历史长河，儒家经济圈内的经济体不断“出圈”创造奇迹，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耀眼存在。
放眼全球，随着儒家经济圈不断“扩围”，圈内多个经济体人口、经济总量更已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
儒家经济圈在全球“出圈”之道是什么？其背后蕴含的“儒家思想”，对现代商业文明的重要价值有哪些？在国际环境面临大变局的时局下，“东方智慧”如何为“解局”带来助力？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儒家经济圈及其文化内涵
儒家经济圈这一概念基于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是文化相近、历史上受中国政治及中华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曾共同使用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覆盖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区域，是以儒家文化构建基础社会的区域的统称。
- 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春季释奠礼在韩国成均馆大成殿前举办。在古代，祭孔活动被称为“释奠礼”。视觉中国 供图
儒家经济圈在地理和人口上与儒家文化圈对应，一般指儒家文化在社会文明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体。儒家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和新加坡等八个经济体。
近年来，学者提出“儒家经济圈”的概念，主要源于二战后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地区在经济上的整体性崛起。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并迅速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经济体之一。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间，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四个经济体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
北京丰台站改建工程中，京沪、京广线普速铁路拨线施工，施工人员与大型机械协同作业。贾天勇 摄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推进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先后超过印度、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近十年，越南经济发展十分强劲，在一众东南亚国家中显得尤为突出。总之，这些年来儒家文化圈的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存在，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八大整体性崛起的经济体均出自儒家文化圈，儒家经济圈的概念自然被顺势提出。
通常，在讨论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时，人们重点关注资本、劳动、技术、企业家精神、制度这五大要素，文化因素被忽略或未受到充分重视。提出儒家经济圈概念的最大意义在于，文化是经济发展最深层次的“使能”因素和最隐秘的成功密码，是上述五大要素最底层的“元要素”。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国家/地区、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经济强、民族强。从(思想)文化这一维度审视经济发展，可以获得比以往未考虑这一因素时更深刻的洞见。
儒家经济圈的“出圈”之道
儒家经济圈内的经济体不断“出圈”创造奇迹，其成功之道可从以下七个维度加以解读。
在文化维度，崇尚“礼”“仁”，注重秩序。儒家思想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是其推行仁政、实行人本人文人道管理的基础，圈内国家/地区现代企业管理者充分认识和把握人性，根据人性的特点进行管理。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礼”，追求规矩井然的稳定社会形态。礼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一切符合规矩的礼，构成了统治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保障。
“泥沟青花布印染技艺”制作的孔子画像亮相在山东省泰安市举办的“河和之契：2021黄河流域、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展示周”活动。吕妍 摄在治理维度，倡导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儒家经济圈内国家/地区实行相对集权、重视政府作用的发展模式。这种既利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自行调节经济运行，又注重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同时发挥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各自的比较优势。
在模式维度，坚守和而不同，秉持兼容并包。儒家经济圈认同多元文化，主张文明对话与文化和谐，具有宽容性、开放性与协商性。圈内国家/地区普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其突出优点是不排他，不定于一尊，对于外来先进科技、文化样态、发展模式和管理经验有巨大的包容性。
在教育维度，弘扬尊师重教，主张有教无类。儒家经济圈的经济奇迹，离不开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儒家经济圈历来信奉“前人强不如后人强”和“再穷不能穷教育”。同时，圈内经济体普遍认同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力求教育公平，尽力为青年学子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
台北市，台湾师范大学校园内树立的孔子铜像和校训“诚正勤朴”。在社会维度，倡导“温良恭俭让”，认同“家国同构”。“温良恭俭让”，即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态度平和、不极端、非暴力、守规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由认同“家国同构”而产生的强大组织力、动员力，可以转化为现代工业化大生产中的竞争力。
在决策者维度，注重个人修为，推崇精英主政。儒商信奉“修己以安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理者注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名利观，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提高自身管理素质，完善企业家人格品质。儒商理念推崇“义利合一”“士魂商才”，将仁义、人格、修养、情谊等视为行为根底，力图将《论语》与“算盘”完美融为一体。
在劳动力维度，甘于吃苦耐劳，崇尚勤奋好学。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中国人的勤勉与工作能力一向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儒家思想教化、熏陶、培养了民众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务实肯干的民族品格，这些品格和现代大工业生产非常契合。
建筑工人在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处工地浇水降温。孙文潭 摄支撑儒家经济圈整体性崛起的儒家思想文化，对当代经济发展和现代商业文明新形态仍有着重要的价值，本文主要谈两个方面。
一是精神价值和动力价值。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儒学对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一方面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可以为塑造经济活动中的道德人格和市场伦理提供精神滋养；另一方面，儒家的“外王”之学可以经过阐释和转换，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此外，儒家经济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特点在于义利兼顾，力求道德培育与经济发展的统一。今天，这种务实精神不仅可以增进人们的市场参与意识，还可以成为东方经济发展的动力，由此开创出一条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路。
二是文化价值和伦理价值。儒家文化能培育出具有东方特色的企业文化和企业伦理，主要体现在注重人性化管理、强调集体主义、提倡团队精神、强调秩序和统一、倡导整体思维、强调社会责任和环境价值等方面。
在浙江省瑞安市瑞立职业技术学校，来自四川省南部县脱贫户家庭的孩子们在教室学习机械手臂操作。孙凛 摄传统经济和商业认为“利益驱动”是商业运行的原动力。现代新商业文明则应转向现代商业的“价值共创共享”，遵循竞合、共生、共创、共享、包容、普惠等原则，整体性关切客户价值、员工价值、股东价值等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时，秉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注重绿色、低碳、循环、再利用，致力于永续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共同维护好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国际大变局需要“东方智慧”
当下，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与世界力量对比呈现明显的“东升西降”态势。随着西方现代性愈发暴露出其固有的局限和危害，在北美、西欧、东亚这三大全球最具实力、活力和潜力的区域中，基于对国际地缘政治和世界格局的整体考量，特别是基于高度认可儒家思想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我更看好东亚，儒家经济圈未来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上海北外滩滨江灯火璀璨，市民在此纳凉、休闲，观赏浦江两岸的夜景。周东潮 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阐述了东亚经济发展背后的强劲推力是儒家文化。他指出，从根本上讲，亚洲的成功原因归于具有儒家文化内核的亚洲价值——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20世纪70年代也郑重预言：世界未来的文明时代就是儒家思想的文明时代，因为儒家忠孝仁义的文明，就是人类最本性的文明。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儒家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和生命力。时至今日，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以义驭利”的行为准则、“宁俭勿奢”的自律意识、注重永续经营的发展观点，以及以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为代表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对建设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商业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面对大变局时代，儒家经济圈需要更全面了解、更深入发掘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方文明历史，同时，更有效地推动东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全球现代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历久弥新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儒家文化自身也只有与现代经济发展相适应，在促进和完善现代经济发展和现代商业文明新形态中，才能实现自身的现代转换与兴盛。(完)
专家简介：
徐飞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高级访问学者，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局级)。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校长助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长，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创新创业创造50人论坛主席，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上海市行为科学学会会长，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业运行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World Ethics Institute Beijing (WEIB)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版专著译著教材20余部，在国内外权威核心期刊以及《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发表180余篇论文和文章，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