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习成绩好的人，心理健康状况可能并不理想？为什么会有“高分低能”现象存在？
这其中，非智力因素比如品格、情商等，或许和社会与情感能力有关。
曾经，我们重点强调“认知”能力；今天，我们对于“情感”因素的认识刚刚开始——
什么是社会与情感能力？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九届年会上，经合组织(OECD)教育与技能司创新和测量发展部主任蒂亚·卢科拉介绍，OECD对于社会与情感能力的研究，基于“大五人格”框架而展开，包括任务能力(责任感、毅力和自控力)、情绪调节(抗压力、乐观和情绪控制力)、协作能力(共情、合作和信任)、开放能力(包容度、好奇心和创造力)以及交往能力(乐群、果敢和活力)。
当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知识学习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是影响人的幸福和成功的关键。在教育中提升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实现对学生社会性的构建，形成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智和积极情感，有利于学生的教育福祉和心理健康。
如何促进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家校共育、渗透融合，使社会与情感能力得到培育与提升？值得人们思考。
转向：从认知能力转向情感能力的拓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年行动纲要清晰地阐述，既需要关注认知能力的培养，也需要关注社会情绪能力。因为社会情绪能力能保证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悦纳自己，跟他人和谐相处，跟世界和解，不断获得幸福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介绍，“2021年9月7日，OECD向全球公布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揭晓社会情绪能力研究项目首轮测评结果。从世界范围看，我们都要充分认识到，对儿童青少年的培养要从认知能力的关注转向社会情绪能力的关注。”
“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凸显，意味着教育领域一场具有颠覆性的变革正在到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谈到，以往，我们并未将学生的幸福感作为教育改善的目标。今天需要发展人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增进学生幸福感，超越培养“考试机器”的价值。
杨东平表示，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智能机器人，也来自心智健全的人。我们需要关注后普及时代后疫情环境下全面教育的诉求，教育现代化要超越对考试、分数、排名的无止境追求，回到学习的本意：启迪思维、激发智慧、增长教育福祉。
困境：教育的情感转向须明确“转什么”“怎么转”
社会与情感能力和学生的学业成功、生活福祉密切相关。好的师生关系也与更高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密不可分。蒂亚·卢科拉分享了一项调查结果：社会经济条件越好的学生自我评价越高，有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学生在其他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上也更强。
“毫无疑问，既然教育是影响人的身心、智力各方面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当然也包括人的情感活动、人的情感价值。”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王旭明表示，教育的情感性是个不争的话题，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面临太多的困境。
比如，如何评价和衡量一所学校的情感管理？相比用大楼、操场、校园面积衡量一所学校，要难得多。遗憾的是，不少教育管理者望难却步。
比如，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学校，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如果人工智能对我们长期以来难以撼动的灌输式、死记硬背的培养方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改变作用，毫无疑问是进步的。但必须思考另一个问题：在诸多技术助力下的学习模式，尤其是课程化、程式化的传播模式，偏重知识传输的单向性和内容的标准化，是在促进“教育的人情味”，丰富人情味，还是在削弱“人情味”？
“教育的情感转向是个好的命题，必须明确转什么向和怎么转向。强调教育的情感转向，应该是在技术突破的前提下，在转向中坚守，在坚守中转向。”王旭明认为，教育情感转向的前提，一定是技术条件的成熟，能够从技术上为教育情感性带来保障，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技术支撑。王旭明特别强调，教育信息化不等于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比教育信息化丰富得多。
“情感转向不能脱离生活的情感，教育不能去训练孩子的虚情假意，因为真正的情感教育只有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才是可能的。”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院院长项贤明说。
提升：家校共同提供参与性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也是培养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主要场所之一。学校如何开展社会与情感教育，怎样为孩子创建一个安全、快乐、包容并具有参与性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上课之前，小学生有5分钟的静观、静坐，让小学生认识自己的情绪。”
“一所学校在校园的周围画了一个直径1.5公里的圆圈，这个范围内都是学生的服务对象。”
香港大学原副校长程介明介绍了疫情之下香港出现的情意学习情境。这有怎样的启示？程介明认为，学习超越了学校范围，进入了实际的生活，有很多社会参与。在这一过程中，经历很重要，要不断尝试，不怕失败，允许失败。重在过程，成果不是马上能测评出来的。思想教育也是情意学习的范畴，怎样更好地开展？这需要我们去解决。
在近几年的PISA测试中，有一些数据被我们忽略。杨东平认为，比如中国学生的学校归属感，现在排名位于最末的几名当中。学校归属感，是对学生生存状态的整体性评价，属于教育满意度的指标。如果学生热爱学校，热爱老师，热爱学习，必然会反映到学生的学业成就上，他的学校归属感和学业成就，应该是正相关的。
如何培养孩子积极地认识自我，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如何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这不单是学校该关注的，家庭也是重要的一环。
“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一生都在进行社会情绪能力的学习。人的一生发展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社会情绪能力，其中家庭和学校共育，不断发生交互，对人的情绪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边玉芳认为。
什么样的家庭沟通有助于社会情绪学习？边玉芳表示，一般来说，我们希望是这样的情境：要觉知孩子的情绪，理解情绪；允许孩子表达情绪，表达自己的观点。
边玉芳谈到，在儿童社会情绪的影响因素中，有三个关键词：教养、互动和环境。父母教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什么是父母教养？是指父母教育孩子过程中，表现出的相对稳定和一致的教养观念、态度和行为。比如教育孩子的社会化目标，是父母养育孩子过程中，希望孩子形成的优良品质。游戏对儿童社会情绪能力的习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角色扮演就很有价值，也就是俗称的过家家。在现实的真实情境中，去学习情绪和人际交往的能力同样重要。在很多情境中，父母的榜样示范对孩子社会情绪能力的习得都很重要。
在疫情之后，儿童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仅是儿童青少年，我们也会发现生活在发生变化。在中国的家庭教育理念下，我们以往比较关注认知能力的发展，不太重视非认知能力的发展，而后者对当代儿童青少年非常重要。”边玉芳认为。
(本报记者 靳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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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社会与情感能力已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各国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等致力于通过研究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内涵和结构来揭示相应的形成机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儿童及青少年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与其学业成就、师生交往等有着正相关的紧密联系。因此，社会与情感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提高儿童及青少年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已然成为21世纪教育改革的方向。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近几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育价值进一步凸显，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已将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习得纳入主体课程体系，社会与情感能力教育被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政策被讨论、推行和实施，继而，相应的测评实践成为教育评价的研究热点。
●201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世界范围内启动了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研究(Studyon Socialand Emotional Skills，简称SSES)的国际大规模测评，共有9个国家的10个城市参与。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正式加入该项目，作为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项目唯一的中方代表，积极推进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项目在中国的实施。
●根据大五人格的五个维度，OECD确定了社会与情感能力的评估指标，共有五个维度：任务能力、情绪调节、开放能力、协作能力和交往能力。通过对学生、家长和教师的调查，相互印证来测评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家庭、学校、社区等影响因素以及社会与情感能力对教育、健康或幸福等生活结果的预测作用。
有别于以前的认知能力，硬技能可以用智力测验或标准化测验进行考核，用分数表达出来，而软技能的评估则复杂得多，很难用量化的方法进行测量，而且评估可能面临着三种偏见风险：一是社会期待偏差，即学生提供他们认为更能被社会接受的答案；二是参考偏差，即学生回答问题时将自己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三是反应风格偏差，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不同的答案反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