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昆明2月6日电 题：发端于先秦的华夏，何以演进为超越族际的更高认同？
——专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刘正寅
中新社记者 胡远航
中国人常以华夏民族自居，又常常以“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作为信条。究竟何谓“华夏”？华夏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又如何演进和上升为超越族际的更高层次的认同？华夏认同的不断升华，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怎样的启示？中新社“东西问”专栏就此独家专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刘正寅，从解析华夏认同中探寻历史的价值。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我们常以华夏儿女自居。“华夏”一词是怎么来的？最早出自哪里？
刘正寅：就目前所见文献看，“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一语。这里的“华夏”即具有族类的含义。《左传》旧传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但近人多认为是战国前期的作品。
“华夏”一词虽见于《左传》，但华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早在西周时期即具备雏形(也有人主张在夏代或更早)。更早的文献往往以“夏”“区夏”“诸夏”或“中国”指称形成中的华夏民族。
从考古来看，华夏族发源于黄河流域。早在新石器时代，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各部落经过长期的交融发展，逐渐形成了炎黄集团与太昊少昊集团。二者进一步交汇融合，发展出夏、商、周三族。至西周时期，以中原为中心，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形成了华夏民族共同体的雏形。
“2019中国徐州(户部山)汉服嘉年华”在江苏徐州历史文化街区户部山开幕。汉服爱好者抱着小宝宝参加汉服嘉年华。苏丹 摄中新社记者：雏形形成后，华夏民族又经历了怎样的演进？
刘正寅：华夏民族的雏形在西周形成，随着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与发展，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融合边疆民族，发展成为人数众多的汉民族；成书于西汉的《史记》建构起华夏正统谱系，并以此为中心将全国统在一起，确立了历史的统一观与正统观。紧接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分立，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趋势加强，尤其是匈奴、鲜卑等内迁各民族以华夏正统自居，积极学习汉文化，而大量汉人的南迁又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各族的交融与汉文化的发展，使得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和向心力日渐增强，迎来了隋唐更大规模的统一。唐王朝在继承中原传统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励精图治，取得了空前的统一与繁荣，促进了大一统政治下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华夏认同。此后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并立背景下，各民族进一步交融发展。辽、金、西夏虽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都自认华夏；华夏认同发展为超越族类文化认同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认同。元朝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打破分裂割据时的此疆彼界，将各民族置于一个大熔炉中，强化了华夏作为超越族类的共同体意识。此后，历经明、清时期各民族的交融发展，华夏作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身份标志。近代，面对列强侵略，这一共同体意识日渐清晰，并在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进一步升华，化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
2018(戊戌)年华夏母亲嫘祖故里祭祖大典在四川盐亭县举行。刘忠俊 摄中新社记者：近代又产生“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概念，它和华夏认同有何异同？
刘正寅：“中华民族”概念是梁启超于1902年首次提出，后来他又发表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及复杂成分进行阐释。梁启超把“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面对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危机，社会各界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讨论，顾颉刚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断。有关中华民族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议题。1988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结构特点作了宏观理论概括，提出“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
2012“南长街54号藏梁启超重要档案专场”拍卖会现场。杨可佳 摄梳理这个概念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它实际体现出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的演变过程。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自在实体。而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华夏认同也历经演进，上升为超越族类、对这一自在实体的认同。近代以来，面对列强入侵，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掀起救亡图存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各民族整体观念更加突出，中华各族儿女意识到民族整体性和根本利益一致性，追求同胞一体以求御他族，建构并认同“中华民族”的新概念。这个概念和华夏认同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都强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华夏/中华民族认同，可以不断演进与升华？
刘正寅：中华民族的先民在起源时期即存在一定的联系性，表现出相互吸收、融合的特点。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当时各族团间文化交流的过程，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孕育了后来的大一统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整体观念，成为凝聚各族人民的重要精神力量。
事实上，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大家就注意到他们与华夏民族在语言、习俗、经济生产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戎狄荐居，贵货易土”。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区别。孔子在《春秋》中主张合乎周礼者为华夏，违背周礼者为夷狄，认为夏、夷可互变，夷用夏礼，即夷的行为符合周的礼乐文明，夷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大一统下明“夷夏之辨”，强调兼容与统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河北省正定县文庙，民间人士及孔氏后裔近300人用传统的“释奠礼”隆重纪念至圣先师孔子。翟羽佳 摄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使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完成了由理论到现实的过渡，并得以在大一统政治实践中总结、完善、提高，最终确立下来。经历了两汉的大统一，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一统”观念已经深植于人们内心深处，成为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不断的民族迁徙与交融也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整体认同。以后即便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接受大一统思想，而以华夏正统自居。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保留自身语言、习俗等的同时，继承和弘扬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传统文化。这时的华夏认同已超越了族类语言、习俗，上升为更高层次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进而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
中新社记者：华夏认同的不断演进及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能否为人类构建命运共同体带来一些启示？
刘正寅：华夏认同的演进和升华是个动态的过程，许多族群参与其中，主导力量实际也一直在各民族间动态转移。在此过程中各民族自身也在发展、变化，并不断扩大这个认同。我认为这本身就折射了人类族群发展、融合的一定规律。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因素加剧，人类需要构建命运共同体，需要有更兼容并蓄的思想和更团结的行动。包含“四海之内若一家”“天下大同”“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等众多内涵的大一统思想及实践，将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完)
受访者简介：
刘正寅，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南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民族史、边疆史、西域史研究，著有《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刘正寅、魏良著)、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作者之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合作)等。目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中国民族史》卷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