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特稿】
2022年，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持续下降，中东国家政治自主性明显增强；“缓和与发展”成为中东地区新主题；中阿合作迎来历史新机遇。展望未来，中东国家仍面临政治转型尘埃未定、经济结构性与周期性问题叠加等困扰。
政治自主性明显增强
美国一直是塑造中东政治的最大外部力量。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将中东作为打造“世界新秩序”的试验田，战略重心长期驻足中东。然而，近些年来，随着美国反恐战争陷入困境，以及中国崛起进程加快，美国急于从中东脱身，将战略重心转向应对中国崛起。因此，自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就明显加大了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步伐。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看似处处与奥巴马唱反调，实则继续推动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看似与特朗普政府截然相反，但其政策主调仍是战略收缩。这集中体现在美国最终在2021年先后完成从伊拉克、阿富汗的撤军。另外，拜登政府热衷于恢复伊朗核谈判进程，同样是为了避免伊朗核问题束缚美国手脚，以便其放心大胆地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
2022年7月，美国总统拜登曾出访沙特、以色列等中东国家，显示美国对中东地区的重视程度。但总体看，战略收缩仍是美国中东外交的主基调。拜登政府在中东持续加紧战略收缩，加之其热衷“价值观外交”，使其与中东传统盟友离心离德。尤其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暴露出美国大中东政策全面溃败的本质，并使地区盟友深感美国“靠不住”。在此背景下，中东国家政治自主性明显增强，越来越敢于对美国说“不”。2022年这种趋向主要体现在对两个重大国际事件的态度上：第一，中东国家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拒绝听从美国谴责和制裁俄罗斯的号令；第二，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国家继续石油减产，拒绝美国要求增加石油产量的请求。这在过去十分罕见，它从侧面说明，美国在中东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的时代正在过去，中东正进入中东国家当家做主的“后美国时代”。
“缓和与发展”成为新主题
长期以来，中东一直是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尤其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原有地缘格局被彻底打碎，“权力真空”无处不在，地区大国一度竞相争夺地区霸主，由此导致中东国家间关系空前紧张，热点问题骤然增多。然而，这些中东国家毕竟国力有限，称霸扩张非但没有带来相应好处，反而出现实力透支、发展滞后等诸多后遗症。
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大国改弦易辙，使中东出现了罕见的“缓和潮”。如土耳其对埃及主动示好，对沙特主动宣布停止审理卡舒吉案件，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等。以色列作为中东的“异类”，过去长期被阿拉伯世界排斥和敌视。但2020年以来，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4个阿拉伯国家相继与以色列建交，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也呼之欲出。2022年3月，以色列在境内举办包括四个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外长峰会，这种场景在以色列外交史上从未有过。
中东地区“缓和潮”最典型的还是沙特对外政策的调整。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沙特地区政策一度非常咄咄逼人：与伊朗进行全方位对抗，谋求颠覆叙利亚政权，出兵也门打击胡塞武装，与卡塔尔断交，等等。但这种政策效果不彰，反而使沙特国力透支，因此沙特开始主动缓和与卡塔尔等邻国关系，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沙特主动谋求与伊朗改善关系。2021年4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主动喊话伊朗示好，要建立“良好而积极的关系”。伊朗也积极回应。从2021年4月至今，双方在伊拉克斡旋下已进行多轮会谈，“接近”结束长期紧张关系。在沙特与伊朗关系缓和的带动下，伊朗与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也日趋正常化。2022年八九月份，科威特和阿联酋相继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此外，在地区大国缓和潮的带动下，中东主要热点(如叙利亚危机、利比亚内战、也门战争等)降温趋势明显。
与此同时，“拼经济”成为中东国家新共识。中东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长期处于中低端位置，发展滞后已成为中东国家政局不稳的最大隐患和瓶颈。2011年中东剧变的爆发既是中东发展滞后的结果，同时也加剧了中东经济的发展困境。这些年来，中东国家日益认识到，国内建设搞不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就成了空话。在美国对中东影响力下降，中东地缘争夺烈度下降的背景下，中东国家的政策重点日趋从“求安全”转向“谋发展”。沙特早在2016年就推出“2030愿景”和“2020国家转型规划”，致力于实现经济多元化。2022年10月18日，沙特王储发布了国家工业战略。其他阿拉伯国家也纷纷提出自己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埃及2016年5月出台“2030愿景”，计划到2030年将埃及经济总量提升12%，财政赤字降低到2.28%。卡塔尔出台“2030国家愿景”。阿联酋2019年12月提出“面向未来50年国家发展战略”。科威特2010年提出“2035国家愿景”。此外，阿拉伯国家之间横向经济合作机制也日趋增多。2019年以来，伊拉克、埃及和约旦三国定期举行领导人会晤，重点就是加强三国间经贸合作。
中阿合作迎来历史最好时期
中东国家从“求安全”转向“谋发展”，同时也伴随着从“向西看”转向“向东看”，由此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化合作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数百年来，中东地区始终处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下，中东国家也主动或被动地效仿乃至照搬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照搬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给中东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远多于正面影响：
从地缘政治看，西式主权国家体系的建立，导致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和中东各国间的相互对抗；从经济角度看，中东国家融入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导致中东国家日趋贫困化和边缘化；从政治角度看，西方国家大力推销的西式民主制度，非但没有给中东国家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导致中东国家动荡加剧、中央政府行动能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东国家日渐从“向西看”转向“向东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日益受到中东国家的关注。
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期。进入2022年，中国与中东国家互动频繁。2022年1月，沙特、科威特、阿曼、巴林、土耳其、伊朗等中东国家外长及海合会秘书长“扎推”访华，为中国与中东国家深化合作营造了良好氛围。2022年12月7日至10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利雅得出席首届中阿峰会、中海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也是阿盟首次集体同域外国家举行元首峰会。双方发表《利雅得宣言》等成果文件，并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阿合作已提升至历史新高度。
大变局蕴含多重挑战
中东地区出现由乱到治迹象固然是好事，但中东国家要想将这种势头保持下去，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世俗化抑或伊斯兰化”的方向之争仍无定论。中东地区深受伊斯兰教影响，政教合一传统根深蒂固。近代以来受西方政教分离和世俗化思潮影响，实行世俗化和政教分离成为中东地区的大势所趋。但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始终如影随形，随时准备接管政权并实现“伊斯兰化”政策。2011年中东剧变后，埃及、突尼斯一度出现政治伊斯兰势力掌权局面。但政治伊斯兰势力掌权并未使国家摆脱政治和经济困境，由此使埃及等国再度出现世俗化力量上台景象。甚至连沙特这种传统君主制国家，也出现了淡化宗教氛围、放松宗教管制的倾向。但与此同时，长期奉行世俗化道路的土耳其却出现“伊斯兰化”倾向；长期奉行政教合一政体的伊朗也因2022年9月发生的“头巾事件”出现要求放松宗教管制呼声。中东国家在“世俗化抑或伊斯兰化”问题上举棋不定，各行其是，从侧面说明，中东国家仍未找到适合自身的治理模式。
二是在“集权化抑或分权化”的转型方向上举棋不定。中东地区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后，多数国家实行了中央集权政体，但由此也导致家族世袭、权力腐败等诸多问题。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部分国家转而从中央集权转向西式民主政体，但“民主化”转型又导致权力内耗、政局不稳等多重新弊端。在此背景下，埃及、突尼斯乃至沙特、土耳其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出现“再集权化”趋势。中东国家在集权与分权问题上态度游移，从侧面说明中东国家仍面临“制度迷茫”。而中东政治转型“尘埃未定”，导致中东国家聚焦发展问题道阻且长。
三是经济发展同时面临结构性问题与周期性问题困扰。一方面，困扰中东发展的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中东经济发展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相关国家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导致相关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处于附庸地位。2011年中东剧变后，这种过度依赖外部世界的经济路线一度愈演愈烈。以埃及为例：2011年，剧变后埃及为缓解资本短期问题，不得不频频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申请贷款援助(埃及已7次向IMF借债)。但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向埃及等发展中国家贷款，条件就是该国要继续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减少补贴等“结构调整方案”。但事实早已表明，当年埃及正是因为推行这种经济路线才使经济每况愈下。因此，只要中东国家继续奉行新自由主义药方，其经济很难有根本改善。
另一方面，中东国家深受周期性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中东处在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和外围，经济发展深受外因影响。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中东国家也深受影响，尤其是作为经济支柱的旅游业更是面临灭顶之灾。进入2022年后，俄乌冲突的爆发导致国际粮价和能源价格持续飙升，中东国家出现粮食短缺和食品价格上涨趋势。2008年国际粮价飙升曾导致48个国家发生骚乱，2022年粮价飙升同样可能威胁中东国家政局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导致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产油国因此赚得盆满钵满，财政状况明显好转。海湾国家2022年GDP增速预计可达6.5%，较2021年增长近一倍。而中东非产油国则面临燃料短缺和价格上涨问题，中东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
政治转型“尘埃未定”，可持续发展面临隐患，如何找到适合自身的道路模式，仍然考验着诸多中东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