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日本外交秉承“追随美国”的固有模式，借“印太经济框架”“四边机制”之势，积极向北约靠拢，并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束缚；在强势制裁俄罗斯的同时，自身利益受到了反噬；错误地视中国为“最大挑战”，没能借助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契机，切实改善对华关系。
强势对俄制裁遭反噬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将俄乌冲突视为国际战略博弈的契机。日本紧跟美欧对俄制裁节奏，采取了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在内的多方面对俄制裁措施，并根据冲突的进展状态不断为制裁“加码”。当俄乌双方争夺进入“胶着”状态时，日本认为俄军转入战略收缩，冲突难以持续，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对俄制裁力度。而作为对俄制裁的配套举措，日本开展了频繁的穿梭外交。日本政府非常担心国际舆论的分化，特别关注东亚多数国家与美欧之间的政策差异。俄乌冲突爆发后，岸田文雄先后访问了印度、柬埔寨、印尼、越南、泰国等多个亚太国家，加紧攒拢本地区各国，有意在美欧与东亚各国之间充当“中间人”，确保东亚国家既不倒向俄罗斯，也不保持外交沉默，而是成为美欧日对俄政策的支持者。
日本对俄罗斯制裁的负面效应开始反噬自身利益。对于反制日本，俄罗斯更多的是从长远发展角度考虑，终止与日本围绕南千岛群岛签署的便利化访问协议，停止有关和平条约问题的谈判，并叫停两国间的一切合作项目。这事实上等同于关上了和平解决南千岛群岛争端的大门，着实戳中了日本要害。对此，日本政府反应异常强烈，称“俄是将侵略乌克兰的后果转嫁到日俄关系上”。日本全然不提追随美欧对俄制裁以及俄罗斯反制的原因，摆出受害者姿态，片面强调俄罗斯毁约。
丧失“和平国家”形象
2022年，从日美领导人举行会晤，到日本成为“印太经济框架”初始成员之一，再到美日澳印“四边机制”领导人会议召开，日本借势激进地与美国大秀“迎合”。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任内首次亚洲之行，将日本作为其行程上的重要一站，给足了日本“面子”。日本在卖力为美国“印太战略”摇旗呐喊的同时，趁机强刷“存在感”。
为支持构建美国设想的“亚太版北约”，日本积极向北约靠拢，并试图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岸田文雄参加北约马德里峰会，成为第一位参加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但他显然对此并不满足，还考虑设立专职的驻北约大使，以便日本更多地与北约保持沟通，进一步稳固日本的地位与作用。马德里峰会期间，岸田文雄不断呼吁北约加大对印太事务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从长远来看，日本图谋成为北约在这一地区“办事处”的所在地。
俄乌冲突后，日本积极关注德国军事动向变化，认为德国宣布将国防预算提升至GDP的2%以上，无疑“是历史性的方向转化”。日本的潜台词是，连德国都能大幅增加军费，日本也应该放开手脚发展军力。日本自民党高层提出建议，日本应参照北约，将防务预算提升至GDP的2%以上。岸田文雄在与拜登会晤时承诺大幅增加防务预算，“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
日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出台堪称是日本今年的一部“重头戏”，不但将日本拥有所谓的“反击能力”明确写入相关文件中，而且准备在未来的五年中增加43万亿日元(约2.2万亿元人民币)的防卫经费，使得防卫费在GDP中的占比达到2%，实现与英法等国同等的水准。如此一来，基于宪法第九条的“专守防卫”受到严重挑战。
日本有意放弃战后一直标榜的“和平国家”形象，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军事集团，倾向于以军事作为化解国际争端的手段。同时，巧用“专守防卫”，谋取所谓的“反击能力”，有效规避了“专守防卫”政策的束缚，为今后修宪铺路。
错把机遇当挑战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有了长足发展，但也有曲折，特别是现状并不尽如人意。邦交正常化50周年，本应是改善两国关系的良好契机，但日本却正把中国视为“最现实的威胁”——在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地区安全保障“目前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试图将中国裹挟进俄乌冲突的国际舆论旋涡，减缓日本对俄制裁所产生的反作用。2月24日，岸田文雄在G7首脑会议上宣称，“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行为应采取适当的应对举措，以免给他国留下错误的示范效应”；4月初，在北约总部召开的外长会议上，日本外相林芳正称“中俄维持密切关系，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动向值得关注”。日本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是，世界各国应警惕中国在东亚采取同样的军事冒险行动。日本宣扬“中国威胁论”在具体操作手法上就是大打“台湾牌”，以执政的自民党为核心的跨党派议员团体，包括前政要在内等亲台势力，接连造访台湾，与台当局加紧勾连。
中日是搬不走的邻居，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按照今年中日两国首脑会晤所达成的共识，共同维护两国关系大局，管控分歧，做好扩大共识、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大文章。(光明日报 本报东京12月29日电 本报驻东京记者 马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