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前不久提出的警惕考研“高考化”趋势的建议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考研人数连创新高，2023年已达到474万。即便竞争压力如此巨大，“考研大军”阵容依旧庞大，考研已有“高考化”趋势，长此以往，会给家庭、就业乃至研究生教育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问题1 考研何以出现“高考化”趋势？
连续八年考研失败折射学历焦虑
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王维家
一名女生日前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连续八年考研失败的经历，并附上八张准考证，引发广泛社会关注。无独有偶，另一名“95后”女生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自己考研失败，“陪考”的父母却成功“上岸”，同样引发社会热议。
两则信息叠加带来了巨大的新闻效应，双双登上热搜榜，成为网民键盘上的谈资。我认为，在谈资之余，更应该将目光投射到其背后，“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中看到某些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需要警惕考研“高考化”现象带来的学历焦虑。
从22岁到30岁，连续八年锁定考研，即使屡败也不放弃，足见其志在必得。这里姑且不论这个女生缘何屡考屡败，更想探究的是，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她要屡败屡考，甚至于不惜把最好的年华挥洒在备考和考试上？
原因固然有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恐怕是需求端（用人单位）对学历、特别是高学历的片面乃至过分看重，推高了就业准入门槛，导致供给端（求职者）越来越认为，学历越高就业竞争力就越强，找到好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在社会上形成学历（文凭）推崇的同时，形成了一股“学历焦虑”情绪。大家也许还记得，几年前南方某城市一些中小学高薪招聘教师，最终被录用的几乎全是顶尖大学的博士、硕士，鲜有本科毕业生；还有一些用人单位招聘，即使是劳动条件要求较低的工种，也是动辄要求应聘者须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另外面对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一些硕士、博士毕业生为能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愿意选择到较低要求岗位应聘就业，更加挤压了低学历求职者的就业空间。
学历推崇本来是好事，有助于激励人们好学上进，通过提高学历来丰富知识，开阔视野，提升能力，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知识层次的提升。但是，就业市场如果不顾工种岗位，片面追求高学历，就可能造成学历焦虑，特别是高学历人才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到学有所用、人岗相适，不仅会造成知识的浪费，还会导致学历贬值。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八战考研的女生之所以要屡败屡考，抛开学术追求，也不排除是想通过提高学历来增强就业竞争力，而连考八次均未实现“成功上岸”，除了学习方法存在问题等因素外，研考竞争愈演愈烈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据统计，近年来，考研报名人数逐年攀升，2020年为341万，2021年为377万，2022年为457万，2023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474万。如此庞大的“考研大军”，不可避免会推高报录比，导致研考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顶尖高校热门专业甚至出现像高考那样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无怪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梅兵就提议，要警惕考研“高考化”趋势，可谓一语中的。
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学历不等于能力，不是学历越高能力就越强；学历也不等于学力，也不是学历越高学力越强，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我们追求学历，希望深造，立足点要真正放在能力提高和学力提升上，而不是为了一纸文凭或一个证明。用人单位招聘员工，也要充分考量工种、岗位需要，实事求是拟定招聘条件，注重德才兼备，能力为首，不片面追逐高学历，不人为推高就业准入门槛，在招聘到合适人才的同时，避免造成学历焦虑，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招人导向和用人氛围。
问题2 父母需不需要“沉浸式陪跑”？
家长要提供有边界的帮助
北京化工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邹海燕
对于学生家长而言，有的尝过高等教育的甜，有的吃过学历不高的苦。时至今日，有些家长对于子女教育的投入也从过往一门心思的“砸锅卖铁”，升级成了全面立体的“躬身入局”。而考研、二战、甚至三战的“慢就业”现象，更催生了“全职儿女”的出现。
孩子考研，对于父母则是一种“考验”，难道真的要像有的家长那样与孩子同复习、同做卷子、“沉浸式陪跑”吗？我认为，家长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三点清醒的认识：
第一，考研是可选项，而非必选项，考不考没有对错之分。如果说高考是过独木桥，知道彼岸开什么花，那么考研则是走“迷宫”，未必知道选择这条路会错过其他什么风景。高考是普遍性的教育阶段，是大多数人必须经历的一次重要的选择，考研则是一个个性化的教育阶段，一定是结合自身情况，在本科毕业后众多选项中比较出的优质主动选择，而不是因为不想让孩子就业，或者迫于大环境以及其他因素，采取排除法得来的被动选择。
第二，避免让考研的“赛点”变成孩子成长的“卡点”。一是不要让考研成为孩子“啃老”的借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从经济方面对考研包容度非常高，很多人不在意孩子是“创造的手”还是“吃饭的口”，无意间错过了及时促成孩子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有利时机。二是不要因为别人家孩子都考研，所以自己家孩子也得考。很多家长并不关注孩子对自己所报专业是否有兴趣或者有能力，只是为了拿到一个文凭而去应付考试和论文，导致盲目考研，甚至出现“逆向考研”，将综合实力水平不如本科在读的学校作为考研目标，试图实现“降维打击”，单纯为了考研而考研。这样既不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也背离了研究生阶段“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初衷。三是不要让考研成为孩子“摆烂”的遮羞布。现在，很多毕业生会提到自己没有准备好踏入社会，希望继续做个“宝宝”。近几年受疫情影响，学生跟社会、城市互动不够，也导致部分学生会对大学校园生活有补偿性心理需求。他们希望通过考研，来实现继续留在校园的愿望，或者是因为毕业选择众多，反而导致了一些人“选择瘫痪”，从而开始路径依赖，大家都考就跟着考。需要杜绝这样一种典型的考研“摆烂逻辑”：如果一次考上了，那么辛苦半年，就可以玩三年；如果考不上，还可以继续考，反正父母支持我。
第三，做孩子成长的“队友”而不是“对手”。一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孩子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不要强迫他们做出不同于自己期望的决定。考研“上岸”不等于一步登天，同样，考不上天也塌不下来。家长更应该注重孩子的性格养成、综合能力发展和长线职业规划。二是提供有边界的帮助。父母可以在孩子的考研备考中提供实际帮助，如必要的经济支持、良好的家庭氛围等，但需注意不要过于干涉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考研的过程，本就是一场“自制力”的考验，一定让孩子有足够的自由和独立性。三是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现在，心理问题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大学生心理问题更是屡见不鲜。考研备考期间，很容易让人感到压力和焦虑，父母要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慰藉，而不是一味监督或者是亲情绑架。
最后，不要神化考研，寄希望于用学历的提升去支撑“许愿”一样的求职愿景。相比追求“铁饭碗”，更要关注孩子“铁能力”的培养，去支撑后续的职业转换能力。
问题3 不考研就没有出路吗？
职业教育也有上升路径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教师 李春竹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了多份拉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法规和政令文件，如新职教法、北京市《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等。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文件提出：“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作为在职业教育一线工作了20多年的教育工作者，我感受到了职业教育的未来已来，职业教育已经揭开“面纱”，越来越成为升学关键点上的重要选项。
之前，选择了职业教育，学生的学业发展、学历提升就会受限甚至止步，曾经是不少学生和家长的隐忧。如今，职业院校已不再是学生成长的“断头路”。首先，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结合更紧密，办学对接区域、专业对接产业、学业对接就业，职业院校的学生得以触摸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劲脉搏，第一时间接受科技进步、产业转型的洗礼。以我所在的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为例，我们学校整体打造了机电类、汽车类、电信类、生物类、经管类、艺术类和航空类七大专业群，并且逐一建立了专业与产业发展供求关系谱系图，系统培养了学生就业能力、职业迁移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其次，职业教育系统内部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历贯通机制，如北京市《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就明确提出：支持技工院校与高等职业学校开展“3+2”中高职衔接培养，支持职业学校、技师学院高水平骨干专业群开展职业教育本科专业试点，支持高水平应用型大学、高等职业学校开展先就业再进修、边工作边进修的学历贯通方式。不仅如此，很多发展成熟的职业院校还能给学生提供海外进修的机会。为学生提供独有的上升路径，职业教育已经呈现出了和普通教育不同的特有规律。
职业院校不仅在训练学生的劳动技能方面具有过人之处，也分外注重对学生精神世界的熏陶，而今的职业教育并不是“重武轻文”的代名词。其实，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工匠精神和精湛技能的养成始终是贯穿学生成长全程的“双曲线”，在系统培养学生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同时，也着重培养学生作风严谨、精益求精的劳动品格，以及温和谦逊、团结协作的为人处世态度。比如我们学校除开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之外，还开设了诸如《大学语文》《演讲与口才》《应用文写作》等滋养学生心灵、增进职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人文社科类课程，学生不再是只在工业流水线上和机器设备对话，而是成为德技双修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不仅如此，校企合作产生更多的实习机会，能让学生更早感知社会，国际通行的行业企业标准、国际职业资格标准在教学中的融入，也给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成长动力。因此，从职业院校走出来的学生，具备更快上手的就业技能和更客观平实的就业心态，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职场上更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问题4 研究生教育究竟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最顶端的教育应当培养“高、精、尖”人才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苏尚锋
必须承认，考研“高考化”趋势已经出现。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考研人数达到474万，前推四年，2019年全国普通本科录取人数为431万多。如果考虑到考研人群里还有往届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人员，同时减去不同院校不同比例的推免生人数、出国人数，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本科毕业生都面临考研的选择，如同绝大多数的高中毕业生都面临高考一样，考研已经成为他们经过本科四年之后的又一次“高考”。
大学本科教育的首要功能在于育人，其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学有专长的成熟劳动者。即使在经济发展放缓的情况下，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对受限，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也应当可以通过尝试从事各种临时性工作，另辟一些新兴行业的岗位机会，利用所学专业自主创新创业。作为社会劳动群体的一分子，他们可以参与社会劳动生态的改良与完善，增进社会活力，推动市场疲态的加速恢复。大学教育的首要价值在于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如果仅仅因为社会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本科毕业生从一开始就缺乏进入生产劳动的信心与动力，而只能依赖于延长受教育年限来躲避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本科教育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就可能出现了问题。
需要警醒的是，考研“高考化”趋势若日益严重，会使得研究生教育成本大大提高，而且无法达到人们对研究生教育使命的预期，甚至改变或混淆人们对研究生教育基本功能的认识。如果不能及时扼制这种倾向，最终将不断吞噬研究生教育的特定价值。
作为位于国民教育体系顶端的研究生教育，有其特定的教育品质与功能。就专业学习而言，本科教育所面对的专业知识居于基础性、常识性的一端，强调专业共同体所累积起来的系统性的整体知识结构以及居于核心的专业概念、基本视角与理论方法。而研究生教育则是建立在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它所面对的专业知识居于理论的延展性、开拓性的一端，强调在既有专业理论基础上的探索与创新，或者是面向现实问题的知识整合与深度探讨。虽然不同的学科专业差异很大，不同学科拥有截然不同的认知对象、认知方式以及转化应用方式，但整体来讲，本科学习强调专精知识的结构化与系统化，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则理当强调高深专门知识的生产、转化与再创造。因此，研究生教育必须要求学生对专门学问持有持续并浓厚的研究兴趣，拥有复杂而抽象的认知与运算思维，对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具有较强的敏感度，并具备开展相应研究的必备素养与能力。简单地说，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是社会需要的“高、精、尖”人才。
因此，合宜的招考规模应该建立在对现有研究生教育资源、高层次专门人才需求以及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等因素的通盘考量与适配性上，否则就容易导致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受损，并让包括研究生本人在内的所有利益方受到伤害。
研究生教育体现着我国的最高教育水平，为保证教学质量，研究生培养机制应不断进行改革与优化，着重在三个关键环节下功夫。
首先，要严格并优化研究生招生环节，强化初试与复试结合的制度设计。要充分发挥推免生制度的优势，加大对推免生资质的审核与评价力度。既要引导降低对本科学习GPA（平均学分绩点）分值的过度依赖，还要防范一些为了获取推免资格而出现的成果催产现象甚至学术失范行为。
其次，要建设更具合理性的培养制度，进一步完善导师指导下的专业式、协作式人才培养模式，为每名学生制定更具个性化的培养方案。要删减过量的课程学时，改进研究生课程质量，提供更多的自主发展空间。增加学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的机会与时长，发挥研究生在研究中学习的路径优势。
第三，要加大研究生教育评价改革，为适应并促进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从关注一些可量化指标转向关注培养过程与成果的高质量因素，从关注成果取向的培养效率转向关注培养模式、学术发展范式。要加大分流淘汰与激励力度，通过组会、中期审查、开题、结题答辩等一些环节，确保培养质量；还要聚焦研究生教育系统的自我评估与创新，将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培养机构自身的学术发展统一起来。
插画：琚理 供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