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卫健委2022年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如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如何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也成为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的热点议题。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东省委副主委、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鲁晓明，一直关注适应社会老龄化的体制机制建设。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提交了两份关于养老服务的提案，分别是《关于制定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提案》《关于推进嵌入式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提案》。
自2016年以来，我国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鲁晓明表示，在家庭小型化背景下，家庭养老越来越难以为继。长期护理保险可使陷入养老困境的家庭有喘息之机，对于保障失能人群基本生活意义重大，还能够帮助社会适应人口老龄化形势。长期护理保险涉及人社、卫健、医保等众多部门，因此，应由人社部牵头，建立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统筹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在鲁晓明看来，应明确长期护理保险作为独立社会保险的性质，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在强调基本保障的同时，也应大力发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
鲁晓明希望整合各方面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便捷普惠的高质量养老服务，按照“社区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要求，推进服务设施布局。让老年人可以“走出来”，到社区去用餐或社交；还可以“走进”老年人的家，为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树立积极老龄化的理念”
新京报：你的提案多与“老”相关，你是如何认识“老龄化”的？
鲁晓明：目前我国处于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老年人是赡养的对象、社会的负担”，这种观念应该改变。不同于传统的老龄化，我们现在应该树立“积极老龄化”的理念。老年人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很多老年人也愿意在退休后发挥余热。首先要尽力保持老年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精神愉悦，进而保证老年人能够有效地参与社会，能够老有所为。
我比较关注老龄社会的制度建设。现在要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但我们国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因此还存在着很多制度上的“不适老”。
新京报：老年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在一线的实践调研中，发现老人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哪些？
鲁晓明：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在持续弱化。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即将进入中高龄，在家庭小型化背景下，家庭养老越来越难以为继。另外，我国老龄失能人口也急剧增加。对照人口老龄化趋势与民众需求，居家、社区养老发展相对滞后，养老服务存在着供给不足。
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存在着不适老的情况，比如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整体来说适老化的设备明显不够。
另外有些软件是排斥老年人的。比如一些手机APP，字很小、功能复杂，老年人不会用。还有些智能电视，操作复杂，年轻人一走，老年人就基本不会用了，成了家里的摆设。还有一些老人跟着年轻人住到城里时，没有基本的社交场所，很孤寂。想要真正提高老年人的福祉，还有很多东西要不断总结和完善。
长期护理保险应坚持“低水平、广覆盖”
新京报：自2016年以来，全国数十个城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你认为目前的长期护理保险存在哪些问题？
鲁晓明：主要还是“资金从哪来”的问题。各地最初在试点时，考虑到长期护理保险跟医疗保险有一定相似性，基本上是以医疗保险基金为依托。目前实践中，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对医疗保险基金的依赖程度很大。在各试点地区，医疗保险基金出资占比均在30%以上，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00%，客观上加剧了医保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
但医疗保险基金毕竟跟长期护理保险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为了通过治疗来使病人康复，后者是通过购买养老服务来保持正常生活。长期护理保险的定性不明确，其究竟属于社会保险，还是商业保险，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缺乏明确定位。
另外，现行的规范层次低，责、权、利不清晰，且缺少统筹协调。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主要依据人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印发的《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以及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不仅层次低，且指导意见仅是引导性规定，缺乏刚性约束，责、权、利不清晰；且各地区自行其是，缺少统筹协调。难以应对日益突显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保压力的矛盾。
新京报：对于建立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你有哪些建议？
鲁晓明：长期护理保险有利于全体老人，在一些国家，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第六险。
首先是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作为独立社会保险的性质。长期护理保险对于保障失能人群基本生活意义重大，要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在强调基本保障的同时，也应大力发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
第二是要提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设计牵头部门层级。长期护理保险涉及人社、卫健、医保等众多部门，建议改由人社部牵头，负责统筹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拟定社会保险的政策和标准，建立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第三是要建立个人、企业为主，国家补充的多元筹资机制。长期护理保险并非私人专属领域，难以仅靠个人与关联单位支撑运行。在个人与家庭保障功能弱化的现实背景下，量入为出地建立国家补充的筹资机制，在避免产生过大的财政缺口的情况下，又尽力提升失能人员福祉具有充分必要性。
第四，还应推进长期护理保险立法工作，为发展长期护理保险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
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新京报：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曾提到，目前中国养老呈“9073”格局(即老年人90%左右居家养老、7%依托社区养老、3%入住专业机构养老)，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重点还是放在居家和社区。能介绍一下你提出的“嵌入式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吗？
鲁晓明：很多老年人生病后都选择去三甲医院，但实际上一些日常的基础疾病，是可以在社区卫生站解决的，否则会造成基础卫生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们可以改造社区卫生服务站，为社区嵌入式医养结合养老提供核心支撑。让它不仅仅有基本医疗、基本公卫服务功能，还有养老功能。
比如，卫生服务站可以建立老年人卫生健康平台与民政数据衔接制度，加强数据共享，掌握社区老龄化程度趋势和老人健康信息，为老年人提供家庭病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医中药、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服务。
卫生服务站还可以在住宅区设置医疗服务站(岗)，有条件的在卫生服务站设立养老病床，对入住老人按“医疗”“养老”两种入院路径分别管理，根据病情需要进行动态转换管理。
另外，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站做实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稳步提高失能、慢性病、高龄、残疾等行动不便或确有困难的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
还应推进医联体“一盘棋”运作。通过医联体建设畅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医院的双向转诊、急诊急救绿色通道，为转诊老年病人提供免挂号费，优先接诊、检查、住院等服务，有效链接各种相关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资源价值作用。
新京报：在你的构想中，“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是怎么样的？
鲁晓明：可以按照“社区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建设要求推进服务设施布局，让老年人可以“走出来”，到社区去用餐或者社交。
社区卫生服务站和物业可以联合，兴办老年供餐、社区日间照料、老年活动中心等多形式养老服务项目，提升服务响应速度，并与社区卫生服务站形成医养联合。还可以发挥社区志愿队伍和低龄老年人群体作用参与志愿服务，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规模化。
也要能“走进去”，深入到行动困难的老年人家庭中，提供上门服务。由物业、社会组织社区志愿队伍和低龄老年人群体参与志愿服务，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行、助医、照护等家庭养老服务。
还要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互联网+护理服务”等居家医疗服务。推进社工与社区卫生服务站联动协助健康管理，为困难残疾家庭、失能失智老人家庭提供“喘息服务”，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新京报记者 李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