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滕晗
2月27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享年92岁。
厉以宁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还是“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后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厉以宁也提出了很多理论创见。他担任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的研究领域包括：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国民经济管理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比较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等。
厉以宁的主要著作包括：《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等。
因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厉以宁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等。
“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他曾这样说道。
“厉股份”与“厉非均衡”
厉以宁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又多次宣传这一主张，因此被称为“厉股份”。
厉以宁第一次正式提出关于股份制的建议可以追溯到1980年夏，彼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
随后的时日里，厉以宁不断为股份制奔波演讲、撰文宣传。1986年4月26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提出所有制改革：“我今天准备讲19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失败，有可能是价格改革的失败；但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同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继续发声。
厉以宁提出股份制的背景是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开启的市场化进程，彼时百家争鸣，厉以宁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谈起“厉股份”称呼时，厉以宁称，“20世纪80年代初倡导、主张股份制的学者还有冯兰瑞、赵履宽、胡志仁，后来有于光远、童大林、蒋一苇、王珏、董辅礽。有人称我是‘股份制的首创者’，这不符合事实。如果要有外号，我认为应该是‘厉非均衡’。”
“非均衡”是一种经济学理论。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提出在完善的市场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下，市场上过度需求和过剩供给的总额必定相等的假设，被称为“瓦尔拉斯均衡”。“非均衡”是指在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条件下达到的均衡。
厉以宁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1990年，他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问世，此后几十年多次再版，被称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这本书是也被厉以宁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厉以宁提出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理论，奠定了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他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主权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此外，厉以宁还是经济史专家，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厉以宁自1955年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工作，直到1962年第一次登上讲坛，讲“外国经济史”，第一节课便是“西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后一直在这方面研究多年，如，1999年出版《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2003年出版《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
早年提出的“第三次分配”，曾参与推动“非公经济36条”
如今备受热议的“第三次分配”等热词，早年间，厉以宁就曾提出。
1992年，厉以宁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又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表示，收入不应只有市场、生产要素进行首次分配，而是要政府加强调节、引导慈善事业的“三次分配”，通过“三次分配”可解决收入分配难题。
这背后，其实是厉以宁对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关心。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他参与推动“非公经济36条”，并提出“中国的民营企业自身必须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要不断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
“我到全国政协工作以后，就非常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厉以宁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民营企业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2003年下半年，厉以宁担任全国政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题组”组长，带领调研组到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调研，“发现民营经济在准入领域、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遭遇到重重阻力。”厉以宁说，调研组的调研报告提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上报国务院。一年多以后，2005年2月，国务院制定“非公经济36条”，要求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2017年，厉以宁在文章《中国发展需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中强调，为企业和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他写道，“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制度建设的日益完善，二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唯有完善了制度建设，营造了尊重企业家的社会氛围，才能激发出企业家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陈规当变终须变
厉以宁曾表示，从人大到政协，自己关注的主线就是改革，“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厉以宁著作《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应时出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显示，该书辑录了厉以宁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40年的40篇代表性论文，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创新，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的农业、工业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管理等方面的见解。这些文章都是厉以宁对中国经济各个发展时期的精辟论断，是他对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不间断思考与研究的精华。
写诗词，也是厉以宁的一项爱好，从他的诗词中可以看到一位改革者的心路历程。比如，在他第一次提出以“股份制”汇集社会资金兴办企业、解决就业问题的设想时，未被采纳且受到质疑，他写道，“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1981年，他写下诗句“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表达了渐进改革、减少干预、以“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的主张，也成为他此后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基调。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厉以宁“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他“改革先锋”奖章，称他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在获得这项褒奖时，厉以宁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