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2月20日电 (记者 李姝徵)上海金融法院20日裁定准予原告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服中心)代表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公司)诉公司董监高张某虹、王某、王某红、洪某等四被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撤诉。
上海金融法院方面表示，该案系全国首例由投资者保护机构根据《证券法》第94条新规提起的股东派生诉讼，也是上市公司因证券欺诈被判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后，全国首例由投资者保护机构代位提起的向公司董监高追偿的案件。因被告张某虹(公司控股股东，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已全额向上市公司赔偿诉请损失，原告投服中心以全部诉讼请求均已实现为由，申请撤回起诉。同日，该案关联诉讼即大智慧公司诉董监高追偿案当庭顺利调解，两案大智慧公司将获控股股东3.35亿元(人民币，下同)全额赔偿。
大智慧公司系A股上市公司，因201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增利润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于2016年7月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一并被处罚的还包括张某虹、王某等时任董监高共14人及承担年报审计工作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等。此后，数千名投资者陆续以该虚假陈述行为造成其投资损失为由，对大智慧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截至2023年2月16日，大智慧公司已根据生效民事判决向投资者支付赔偿款共计3.35亿元。
投服中心作为中国证监会依法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持有大智慧公司100股股票。2021年4月3日，投服中心向大智慧公司发送《股东质询建议函》，建议公司向相关责任人追偿，但大智慧公司未采取相应措施。投服中心遂依据《公司法》第151条及《证券法》新增的第94条的规定，于2021年9月8日以股东身份代表大智慧公司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股东派生诉讼。
投服中心诉称，根据在先生效判决，大智慧公司、王某红(时任董事兼财务总监)、洪某(时任副总经理)、郭某莉(时任财务部经理)及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投资者胡某的损失86万余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大智慧公司已实际赔付。张某虹、王某(时任董事、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与上述民事判决中的被告构成共同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大智慧公司均有权向其追偿，故诉请要求被告张某虹、王某、王某红、洪某等四人向大智慧公司赔偿86万余元，第三人大智慧公司向投服中心赔偿诉讼费、律师费等损失，并将郭某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21年11月18日，大智慧公司作为原告，以张某虹、王某、王某红、洪某、郭某莉为被告提起另案诉讼，请求五被告支付其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中向投资者支付的民事赔偿款约3.25亿元，后变更诉请为3.35亿元。
上海金融法院受理后，高度重视，配强审判力量。由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上海金融法院副院长林晓镍担任审判长，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审判团队负责人孙倩担任主审法官，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郑彧作为专家陪审员组成合议庭。
考虑到两案诉请的事实和理由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密切相关，与《证券法》证券欺诈连带责任的追偿法律关系相互关联，为查明案件事实，厘清各被告责任范围，法院依职权将中国证监会就相关虚假陈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其余董监高追加为案件第三人。
两案涉及诸多新颖、复杂的法律问题，包括董监高对内承担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与对外承担证券欺诈连带责任之间的关系，各董监高对公司损失是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上市公司是否有权向承担连带责任的中介机构追偿，内部追偿时董监高、中介机构的过错如何认定以及上市公司应否自担部分损失等。合议庭组织了多次证据交换和庭前会议，归纳了无争议事实和五项争议焦点。原告投服中心和第三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围绕审计准则、中介机构责任性质等问题各自邀请专家辅助人向法院提交了专家意见。
案件审理中，本着实现纠纷实质性化解原则，合议庭积极与原被告沟通，充分释明法律风险，促成案件调解。在了解到被告张某虹有还款意向后，合议庭当即组织两案当事人共同协商，力争达成整体调解方案。最终，被告张某虹向大智慧公司全额支付了投服中心诉请的86万余元，并愿意承担大智慧公司已向投服中心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原告投服中心遂申请撤回起诉。同时，在大智慧公司提起的另案诉讼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大智慧公司与张某虹等五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张某虹于今年年底之前分四笔向公司全额支付该案诉请损失3.35亿元。上海金融法院经审查认为，在原告投服中心提起的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的诉请业已全部实现；在原告大智慧公司提起的另案诉讼中，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经大智慧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且调解内容并不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故决定准许投服中心撤诉，并对上述调解协议予以确认。
两案审判长、上海金融法院副院长林晓镍表示，近年来，上市公司因证券欺诈被诉向投资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案件大幅增多，但上市公司在履行赔偿责任后向董监高追偿的案件尚不多见。在资本市场全面实行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投服中心提起的这起全国首例股东派生诉讼案件以及关联追偿案件对于压实相关主体责任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两案的审理成功促使控股股东向公司全额赔偿损失，起到了震慑“关键少数”的积极效果，有效地维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