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气候、地理、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数千年来中国一直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夏商以后，位于黄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和华北地区是全国的政治和经济重心；唐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经济重心发生了南移。明清时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次第展开，中国经济的重心又一次发生移动，即由内陆向沿海的东向转移。明清时期的这次经济重心转移，影响深远，格局迄今未变。
“基本经济区”概念
1934年，一位年轻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他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译本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两年后，这篇博士论文以专著形式在英国伦敦出版。国际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中，认为这本书“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这位受到李约瑟高度评价的学者是冀朝鼎(1903-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冀朝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基本经济区是直接和政权安危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通过水利数据的变化，他得出了唐至宋辽金时期长江流域逐步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基本经济区的结论。
“基本经济区”概念，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重心”。冀朝鼎对于基本经济区的判定标准是水利工程的多少。当然，水程工程的大小和多少，以及记载的详略与否，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差异。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也成为学界定论。不过问题随之而来：唐宋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有无新的变化？
从“苏松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
明朝前中期学者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写道：“谚有之曰：‘苏松熟，天下足’”。丘濬引用的这句谚语其实有很多版本，但核心范围都是江南地区。晚明时期《辑校万历起居注》则记载：“夫湖广，天下鱼米地，谚称‘湖广熟，天下足’，自大江东西皆仰给焉。”谚语的变化显示出以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平原，已经取代江苏和浙江，成为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许涤新、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测算，明清时期每年运往江浙地区的米粮多达2500万石。邓亦兵则估计，清朝乾隆年间长江水系的粮食外运包括四川300万石、湖南800万石、湖北200万石、江西450万石和安徽100万石，主要供沿海地区使用。
明清江南地区虽然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区，但依然有着明显的农业生产技术升级换代优势。水稻两熟是最为普遍的耕作技术，双季稻的种植既是选种技术的进步，也使得稻麦多熟制得到发展。类似的模式还有稻豆两熟、稻油两熟、稻与烟草等经济作物两熟等。这里的农民注重施肥，以提高地力和产量。
明清时期最发达的手工业仍然在江南。妇女在家织布，拿到市场上交换，以维持生计并进行再生产，是棉纺织业存在的普遍模式。丝绸是奢侈品，也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产品。清廷设立的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专为皇室提供丝绸。民间丝织业虽在规模上不比官营，但发展速度很快。在家庭副业式生产的基础上，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的专业化分工，成为“资本主义萌芽”论断的重要基础。
珠江三角洲是仅次于江南的经济发达地区。番禺的花市、合浦的珠市、罗浮的药市和东莞的香市，合称广东“四市”。广州是清代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茶叶和丝绸始终是主要出口产品，种茶、栽桑殖蚕在当地农村非常普遍。桑树的栽种采取与养鱼相结合的办法，在鱼塘周围的堤岸土基上栽种桑树，鱼塘浊泥可以肥树，蚕粪可以喂鱼，多种经营方式结合，相得益彰。
清代华北商业城镇的数量和规模较明代有了大幅增长。山东、直隶境内有重要的漕运通道，每年承运漕粮的运船有六七千只。按规定，凡漕船出运，除装载正耗粮米外，还可附带150石的免税“土宜”(土产货物)。清朝嘉道年间漕船每年所带的免税商货超过90万石，加上旗丁水手携带的走私物品，数量更加可观。这对运河经济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物资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从“苏松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显示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中心已经由沿海转向了内地，沿海地区的经济功能得到了提升优化。在传统农业基础上，沿海地区以商业和手工业为推手，技术升级与多种经营相结合，开创出一条极具转型性质的经济发展模式，迈出了经济重心东向转移的坚实步伐。
经济重心的东向转移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开始了新一轮的移动，即由内地向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转移。
明清时期行政区划变化频繁，边疆地区的数据缺失严重，加之本身经济比重不大，所以我们以十八直省的情况来分析。十八直省之中，沿海省份的人口与内地省份基本持平，但辖区面积(114万平方千米)不到内地省份面积(281万平方千米)的一半。沿海省份可耕地面积从1776年的14038万亩，增加到1910年的19152万亩，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45%，说明沿海地区的土地得到了更大程度的精细开发。
清朝延续明朝政策，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和浙江8个省份征收实物税的漕粮。虽然沿海地区只有3个省份要交纳漕粮，但年均比内地多交纳近150万石的漕粮。江浙两省每年还额外为京师提供18万石的白粮，以供祭祀等重要场合之用。沿海地区的粮食赋税显然超过了内地。
清代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更重要地体现在商品交易的活跃程度上，厘金和关税这两种商税具有标志性意义。厘金于咸丰三年(1853年)创办，除因太平军占领等特殊原因外，沿海地区的厘金征收量一直远高于内地。关税分为常关税和洋关税。常关税的征收反映的是国内商品流通情况，洋关税主要针对国际贸易的商品流通。将二者合并计算，沿海地区的关税征收量是内地征收量的4倍。
如果进一步细分，以直隶和山东为北部沿海地区，江苏和浙江为东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和广西为南部沿海地区，三个区域人口数据比例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为33∶39∶28，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为42∶27∶31，说明经过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东部沿海地区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北部沿海地区的人口比重极大提升。可耕地面积方面，北部沿海地区所占比重为48%~59%；东部沿海地区为34%左右；南部沿海地区比重最低，为16%~20%。地丁钱粮方面，北部沿海地区所交钱粮比重为33%~45%，东部沿海地区占30%~40%，南部沿海地区占22%。可见，历史上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清代江浙地区“赋重”问题，主要是体现在漕粮征收上，而不是来自地丁钱粮。
商税则呈现另外一种面貌。以厘金为例，如果仅考虑百货厘金，则北部沿海地区的征收只占不到5%的比重；东部沿海是征收的主体，前期占70%，后期比例也超过50%；南部沿海则由最初的20%上升到40%。常关税方面，北部沿海地区的关税征收从清前期的20%逐步扩大到50%；东部沿海由清前期的60%下降至清末的18%；南部沿海则经历了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雍正、乾隆时期占比不到20%，嘉道时期一度增至50%，清末又退回至30%。洋关税方面，北部沿海地区从1861年的2%占比，逐步提升至清末的15%；东部沿海稳定保持在50%；南部沿海的洋税征收虽然绝对数量有所增加，其占比却由最初的50%逐步下滑至30%，下滑的占比由北部沿海地区承接，这显示以天津为代表的北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迅速崛起。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是沿海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不是仅限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局部发展。
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最重要的标志是人口重心移动，南方人口一度达到北方人口的两倍。明清时期经济重心由内地向沿海的东向转移，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经济重心转移。清代的人口重心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经济活跃程度却有了明显变化。在人口数量和可耕地面积小于内地省份的情况下，沿海地区走出了一条商业化的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内地，在人均水平方面更是如此。
明朝建立时，欧洲依然处在中世纪。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欧洲开启了所谓的“大航海时代”，近代化进程加速，但他们的环球航行比郑和的船队晚了近一个世纪。明代中国生产的瓷器、丝织品和茶叶涌入西方，西方殖民者从美洲攫取的白银则持续流向中国。有学者估计，明代共有8000万至9000万两白银流入，中国是当时世界白银资本市场的中心。
清朝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对外贸易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都承接对外贸易，其中粤海关是主体。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粤海关成为当时唯一拥有国际贸易特权的税关。广州成为全国海路唯一的通商口岸，不仅是外国商品输入的港口，也是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交易场所。
在对外贸易获得发展的同时，清代沿海地区的国内贸易也得到很大发展。清代国内沿海贸易分为南线和北线。南线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北线则自江苏吴淞口向北由山东、直隶及关东，是京杭大运河之外南北物资流通的重要通道。清中叶，每年沿海贸易的南北海船约有4000只，总吨位50万~70万吨，年总载货量约170余万吨。东北的大豆、杂粮等农产品运往南方沿海各省，台湾的稻米、蔗糖也成为与其他各省贸易的主要货物。乾隆年间，海峡两岸每年的贸易额已达数百万元。
晚清时期，中国经济被更深地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中。根据《南京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1850年上海洋货进口值为390.8万元，1860年增长至3667.9万元。此后，江海关在关税收入上超过粤海关，成为全国和远东地区最大的国际贸易口岸。
晚清时期沿海地区的其他城市也得到巨大发展。北至天津，南至广州，包括烟台、宁波、厦门等，均成为国内贸易中转站和对外贸易枢纽。天津本为“海滨荒地”，清朝雍正年间升府设县。晚清时期，天津成为通商口岸，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天津便由一个近畿的府属县城发展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港口城市。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时期，在西方的武力侵略与压迫之下，中国经济被卷入全球经济体系。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沿海地区由于地缘优势而获得迅速发展，成为经济重心东移的关键因素。
明清时期的这次经济重心转移，显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逐步超越传统的靠人力投入的农业型社会形态，而向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方向迈进。这对沿海地区人民的文化、生活、思想、行为及产业结构，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较于第一次经济重心转移，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
(作者：倪玉平，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644-1911〕”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