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
今年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这是“中华民族”一词在近代历史上的最早应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陈来教授在“北大红楼读书会”上，通过讲述“中华民族”一词的发展与变迁，展现了梁启超先生的政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今天，中华民族是唯一代表中国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名称，它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各民族的代称，而且是一个与中国的国家、民族、地域、历史紧密相连的整体的代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是我们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
我们要切实有效地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使14亿国民真正融合成为一个多元一体、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的大家庭。
中国为什么叫“中华”
先来说说“中华”。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这个词由来已久。远古时代，华夏先民因为建都在黄河流域的中部，“四夷环绕”，也就是周围有不同的民族环绕着，所以当时华夏先民自称“中华”，意思是我是居于中原的华夏族。“中华”两个字，“中”是指处在四方之中，我们在中间，别人在四周。“华”是指有文化的族群。
在《春秋左传正义》一书中，唐朝学士孔颖达这样解释“华夏”两字：“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中国的礼仪体系非常庞大，所以称为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穿的衣服非常华美。后来，“中华”这个词逐渐变成了“华夏”的同义词。
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了由长孙无忌领衔撰写的《唐律疏议》一书，这本书很有影响。后人在《唐律疏议》的释文中对“中华”一词做了解释，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意思是亲身感受从先王流传下来的教化，这个民族穿着讲究，以忠孝、仁爱为习俗，处世崇尚礼仪，所以中国叫作中华。从这里可以看出，它主要强调“中华”的文化教育内涵。这里的“中华”并没有涉及任何的种族意义，并不是指某一个族群而排斥另一个族群。
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中华”两个字，“中”的意思是四方之中，我在中间；“华”的本意是光辉、有文采，蕴含着文化的发达。由此可知，从古代以来到近代，我们讲的“中华”都不是以肤色、体质或血缘等方面来进行民族区分，它展现的其实是文化层面的不同。以华自称，也表达了一种文化上的自信。
“民族”一词源自日语翻译
那么，中华民族的“族”字是什么意思呢？据专家考证，“族”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主要是指聚居在一个地方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众人。“族”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普遍应用于对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的合称。在这个意义上构筑了很多词，像家族、亲族、宗族、氏族、族人、王族等，这些都是以“族”为基点的合成词。但是，古代汉语中的“族”字没有我们今天讲的民族的含义，它只是包含族属、族类的一般含义。
古代有没有出现过“民族”两个字的合用呢？东汉时期，儒家学者郑玄曾在注释《礼记·祭法》时写过这样的话：“大夫以下，谓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其中，“民”和“族”虽然是第一次连在一起使用，可是这段文字里的民族并不是一个名词，不具有当代意义的民族的概念。
郑玄之后，中国古代还出现过“民族”这个词，比如《南齐书·顾欢传》中有这样一句话：“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意思是你的族属的身份未变，可是你的服装等礼仪改变了。所以说，直到近代，汉语中还没有抽象出“民族”这个新的社会概念。
把“民”和“族”两个字组合成“民族”这个新词，是近代中国从日语引进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大量翻译西方的著作，当时就把西方英语中“nation”这个词对译为汉字“民族”。由于日语翻译中直接使用了汉字“民族”，所以这个词就逐渐从日本传入了中国。
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人
梁启超先生早年参加了著名的戊戌变法，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直到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回国。他在滞留日本的14年间，主要从事思想文化的启蒙活动，成为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20世纪初期，他在日本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其政治主张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积极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发表了一篇叫作《东籍月旦》的文章，对欧洲的世界史著作进行了评价和介绍。在这篇文章里，他使用了日语翻译的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
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梁启超呼吁，在列强欺凌中国的情况下，要想救中国，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建设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他把建设民族主义的国家看作最重要的救国任务。
同年，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中国史叙论》，其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文中，他把中国民族和世界的关系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上世史就是指上古史，也就是中国自黄帝以至秦朝统一的这个阶段，在这段时期，中国还没有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发生关系，所以他说这是“中国之中国”。中世史，即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这个阶段，这是中国和亚洲各个民族发生关系、发生激烈竞争的时代，梁启超称之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从乾隆末年开始至今，是中国和全世界、和英美法德这些西方国家开始竞争的时代，也就是“世界之中国”。
梁启超在文中明确运用了“中国民族”这个概念，其中含有中国民族总体的意义。他从宏观上勾勒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的特点，体现了宏大的历史学的视野。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篇重要的文章。其中，他深有感触地围绕“中华”的概念抒发了一段感慨。他写道：“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及……美哉，我国！伟大哉，我国民！”
接着，他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意思是有海权思想的主要是在齐国这块地方。这是梁启超首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这也是中国人在海内外首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可以说，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人。
在这篇文章里，虽然他没有具体地解释什么叫“中华民族”，但是他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为了从文化和血缘的层面强调中国人共同体的一体性和整体性。同时，他用“中华民族”取代之前的“中国民族”，也是为了突出文化的凝聚意义。
这个新的概念在梁启超的笔下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个历史沿革的过程。最早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强调“保种保族”。后来他到日本，写文章推崇民族主义，把民族的概念引入中国历史进行考察，并产生了对“中国民族”的思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到1902年，“中华民族”这个词在他的笔下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他完成了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他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一个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从抽象到具体
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大民族”的概念。什么是“大民族”？就是联合国内的所有民族，对于外国人来讲这就是一个“大民族”。伯伦知理(1808—1881)是一位瑞士政治学家，他认为，美国人虽然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血统，但是整个美国不能不说就是一个民族。梁启超利用这个观点，认为要联合国内的各个民族，成为一个“大民族”，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外族的侵略压迫。显然，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民族”的概念，“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
他提出的这个概念，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梁启超意识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民族”的概念，其实是在强调它在政治上的联合性，把国内的各个民族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这是它在政治学上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联合性，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征。
到了1905年，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历史上中华民族之观察》。“中华民族”这个词，全文一共出现了7次，彻底取代了“中国民族”一词。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做了系统的探讨。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至少可以分为8个民族，即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在分别叙述了这8个民族的变迁和历史流衍后，他指出，这8个民族就是组成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分子。他在文中敏锐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血统的混合性。他说，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种民族混合而成。
他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政治的联合性，二是血统的混合性。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的见解和眼光是非常深远的。由此，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从最初形成到逐渐成熟的过程。
20世纪初“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诞生，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意识的萌芽和觉醒。完成这个重要历史使命的是梁启超先生，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先驱，也是一个著名的历史研究者，他希望通过“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来整合构建现代国家，来探索一条救国之路。
最后，我们还要提到他在19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叫作《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民族意识非常重要。在之前的文章中，他都是讲民族，没有提到民族意识，而这篇文章里着重提出了民族意识的重要性。他提到：何为民族意识？就是“对他而自觉为我”。也就是说，相对于他人来讲，我自认为我是我、我不是他。举个例子说，“彼日本人，我中国人”，这就是民族意识。凡遇一他族，立刻有“我中国人”这样的观念，这个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这是他后期提出的对中华民族、对民族意识的著名论断，也是对他前期论断的一个补充。
从梁启超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里首次使用“中国民族”，到1902年正式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到1922年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特别强调民族意识的确立是民族成立的要素，“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从抽象到具体，在他的心目中是一步一步发展、一步一步成熟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史实体这样一个历史基础，也就不可能产生梁启超的这种思想自觉。所以说，中华民族的概念虽然是在近代才出现的，但它的历史渊源是长久的。
“中华民族”概念的深远影响
自从梁启超正式提出作为一个整体民族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逐渐流行于国内的政治界和舆论界。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个思想也叫作“五族共和”的思想。很明显，他是受到了梁启超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民族”的思想的影响。1924年以后，孙中山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的理念，说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1935年，抗战电影《风云儿女》上映，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里有这样一句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此，随着激昂嘹亮的歌声，“中华民族”的概念传遍大江南北。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成为凝聚中国各个民族、全民抗战的一个重要动力。正是中华民族的同心同德、浴血奋战，才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族的理念成了当时人们的基本共识，源头应该追溯到梁启超先生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它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促进中华民族观念的进一步确立和形成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文章里，以民族学的视角概述中国历史，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费孝通先生认为，3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逐渐吸收进了这个核心体。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带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扩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凝聚和联系的网络，奠定了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而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从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观点中，明显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受梁启超早期民族观念的影响逐渐发展而成的。
今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梁启超先生虽然年仅56岁就因病去世，但是他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厚的，值得我们后人在新的时代里继承与发扬。
今天，中华民族是唯一代表中国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名称，它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各民族的代称，而且是一个与中国的国家、民族、地域、历史紧密相连的整体的代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是我们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我们要把所有的工作都向此聚焦，把加强全国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这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地位，切实有效地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使14亿国民真正融合成为一个多元一体、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的大家庭。 (解放日报记者 徐蓓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