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是推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如何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在逻辑？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
由内而外：从中国式现代化到推动人类共同现代化
记者：“一带一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实践，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找到新的模式、新的样本和新的合作伙伴。从推动人类共同现代化的角度，如何把握“一带一路”？
王义桅：“一带一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实践，是中国打造的共同发展合作平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的逻辑是立己达人，即在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发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助力世界共同现代化事业。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殖民掠夺，中国经验是可分享的，不是修建孤零零的公路、铁路，而是天上、地上、海上、网上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形成规模效应，打造产业集群，建立统一大市场，实现人民幸福。这也是“一带一路”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由古及今：从海洋型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
记者：“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互联互通，实现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让中国的发展惠及沿线国家和人民。从全球化的角度怎么理解“一带一路”？
王义桅：“一带一路”正克服种种全球化悖论。
第一，单向度全球化。全球化的命运与丝绸之路的兴衰分不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非常辉煌，欧洲传教士盖群英在漫长的丝绸之路旅程中记述：“宽而深的车辙分分合合，犹如江面上的涡流。在这条路上，无数人走过了几千年，形成了一条永不止息的生命之流……”1453年，奥斯曼帝国崛起，把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切断了，欧洲人被迫走向海洋，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变成了西方中心的时代，海洋主导的世界，开创海洋型全球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当今世界产出的八成来自沿海地区的一百公里的地带，地球71%面积被海洋覆盖，90%贸易通过海洋进行。而这种西方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只是部分全球化。
第二，中心-边缘模型分工体系。从殖民时代开始，人类社会发展总是以部分国家的牺牲为代价的，其根本原因是资源有限性和分配不公，传统全球化模型中由于发达国家掌握了资本和核心技术，在中心-边缘模型分工体系下，它们攫取了大量的非对称利益。传统全球化形成了一套“世界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基本上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市场配置形成的。跨国公司发展促进了生产、资本、贸易、技术的全球化，而在传统全球化下的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西方的。
第三，文明等级秩序。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引导，主体文明是基督教文明，传统贸易、资本的全球化也带来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全球化，其表征就是推广“普世价值”和输出“民主革命”。这推动了文明等级秩序的产生，而基于宗教价值观的矛盾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几乎是不可调和的。
第四，区域化与全球化悖论。传统全球化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全球化是区域一体化的终极阶段。但在实际操作中，凡是区域一体化程度高的超国家组织会自然出现一种“圈子化”的内化性，从而抵触进一步全球化，这种“自闭”不利于全球化的发展。
克服上述全球化悖论，打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正是“一带一路”的使命。
由表及里：从“五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记者：如何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王义桅：如何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扎实推进，从“大写意”到“工笔画”，根植于历史厚土、被誉为21世纪伟大新故事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走深走实。未来的世界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带一路”建设得怎么样。“一带一路”建设秉持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理念，致力于推动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
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了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世界银行预计，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并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入增长0.7%至2.9%。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从三个维度理解：一是历史维度，消除西方殖民主义流毒，帮助非洲等地区脱贫致富、命运自主；二是现实维度，消除西方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打造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共赢的新型全球化；三是未来维度，助推后发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实现地区一体化的全球互联互通，引领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中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 杨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