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历史读物、人物传记在涉及‘五一口号’后一些民主人士的经历时，经常用‘北上解放区，筹建新政协’一笔带过。这句话的背后，其实包含一段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近日，中国政协文史馆原研究员刘仰东接受“统战新语”专访，分享自己与同事李红梅合著非虚构纪实作品《向北方》的经历。
《向北方》全景式描写了中共香港分局、华润公司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部署，历时一年，接送大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解放区的过程。书中披露大量相关回忆录、日记等原始资料留下的历史细节，读来犹如亲历。
新中国成立前夕，涓泉归海，风平浪静有时，风高浪急有时。不变的是，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始终风雨同舟。
“这是一个很大的统战工程”
“这段历史在时间上与解放战争并行，构成了事实上的另一条战线。但相关历史读物的关注点多在解放战争(如三大战役等)的进程上，对‘北上’这段历史或一带而过，或根本不涉及，留下不少史实上的空白。民主人士北上，事关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的诞生，是一段重大历史进程，并非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近日，刘仰东向记者讲述《向北方》的创作缘起。
2016年，中国政协文史馆启动“民主人士北上、新政协筹备会及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文史项目(以下简称“北上”项目)。相关成果在2018年举办的《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展》中亮相。展览中许多首次披露的史料，让这段历史引起了大量观众的关注。作为展览主创人员，李红梅和刘仰东连续合作了两本书，一本是《人民政协诞生实录》，另一本便是《向北方》。
“民主人士分20多批次从香港乘船北上解放区，历时整整一年，这是一个很大的统战工程。”刘仰东说，因为是秘密出行，当时留下的原始资料不多，不少亲历者是在晚年回首往事时有所提及。
刘仰东和同事在调研中收集到相关档案文献、日记、回忆录等大量一手资料，也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如参与护送李济深上船的杨奇、在莱阳三里庄家中接待柳亚子夫妇留宿的“马大姐”、参与护送楚图南等从天津到华北解放区的刘焱等。
“北上”项目启动时，当事人或亲历者已寥寥无几，且都年逾九旬，刘仰东深感“抢救史料”之紧迫。
亲历者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由于时隔日久，难免出现差错。对同一历史细节，可能出现不同的说法。作者在写作时只能交叉查证，细心甄别。刘仰东遗憾于一些重要史料难以查询，无法定论，只能期待更多史料的披露，以形成更多的研究成果。
李济深、黄炎培的“金蝉脱壳”
《向北方》于2021年首次出版，研究者认为其有存史资政的学术价值，历史爱好者则感慨：“如果书中故事拍成电影，可谓一部紧张刺激的大片。”
在作者笔下，中共中央领导人运筹帷幄，香港分局巧妙部署，民主人士积极配合，每一次登船行动都计划周详，环环相扣，如同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
比如李济深借圣诞节假期在家大宴宾客，一招“金蝉脱壳”突破了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的双重监视，秘密登上苏联货船，与章乃器、茅盾、彭泽民等同行北上。
两个月后，黄炎培也通过“金蝉脱壳”的方式离开受严密监视的上海寓所。他“大宴宾客三天”麻痹特务，又佯装去永安百货商场购物，“前门入，边门出”，换车直奔码头，“由中共同志陪同”乘船赴港。
从1948年至1949年，香港分局共组织接送20多批次、1000多人从香港秘密北上解放区，其中包括350多位民主人士。
刘仰东记得2017年春天在广州采访杨奇时，95岁的杨老形容这段历程是“奇迹”，并感慨：“如果没有‘北上’这段历史，就不会有后来各界人士济济一堂的政协会议。”
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风雨同舟”
《向北方》一书呈现的丰富历史细节以及对史实的系统性梳理，为历史的拼图补上珍贵一角。
翻阅这段历史，刘仰东深有感触，香港分局和华润公司执行这么多次秘密行动的任务，竟无一次出现差错。任务“零失败”背后，中共方面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
且不论登船前与特务斗智斗勇的过程，就算顺利上船，10多天的海上航行也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确定名单和方案后，正赶上冯玉祥乘苏联客轮从美国回国途中遇难。消息传来，周恩来从西柏坡紧急致电香港分局，要求压缩人员，确保安全。
每批民主人士北上，都有中共党员陪同。“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不只是一种寓意，也是一个事实。”刘仰东说。前两批北上人士都在台湾海峡遭遇强台风，不仅惊动了香港分局和华润公司的中共负责人，也惊动了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好在最终都化险为夷，民主人士顺利到达解放区。
中共确定的第一批北上名单只有4位民主人士，陪同的中共党员是章汉夫。长途旅程枯燥乏味，章汉夫却很会活跃气氛，他将同船的12位乘客称为“十二仙团”，还在中秋节这天办了一台“神仙晚会”，每人都要出节目，沈钧儒打了一套太极拳。蔡廷锴则一展厨艺，把苏联人杀猪加菜时准备扔掉的猪肚肠做成粤菜，赢得一片好评。
“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增至十余人，船上的中共党员是香港分局统战委书记连贯。这批乘客里，郭沫若与马叙伦、丘哲频频写诗唱和，郭沫若的诗中还记录下“扑克投机巧、咖啡笑语喧”的欢乐时光。鲁迅之子周海婴临行前省下买棉衣的钱买来一架相机，为同船民主人士拍照，留下不少珍贵史料。
说到船上的气氛，刘仰东认为“最有故事”的是柳亚子、陈叔通、包达三、郑振铎、马寅初、叶圣陶、曹禺等20多位民主人士组团的“知北游”(来自叶圣陶出的谜语：我们一批人乘船赶路——打《庄子》一篇名，叶解释此处“知”即知识分子)。一行人在船上共度6日，开船后第一时间启动喝酒、搓麻、下棋、打扑克、赋诗、拍照等活动，第二天开始每天开晚会，陈叔通讲“民国成立时掌故”，柳亚子谈“民初革命”，王芸生讲宋子文的“洋奴态度”，包达三谈“蒋介石琐事”，叶圣陶唱昆曲……
某日晚会结束，大家合唱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半年后，这首歌曲被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确定为代国歌。“船上出席政协会议的十几位民主人士想必都投了赞成票”，刘仰东在书中写道。
“国旗、国歌、国徽，新政协的召开，新中国的诞生，都与‘五一口号’息息相关。”刘仰东说，“但现在提到‘五一口号’，也许还有人以为是单纯庆祝国际劳动节的口号，这与‘五一口号’应有的公众认知度尚有很大差距。其实在中共党史，共和国史，统一战线史上，‘五一口号’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